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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著名律师孙兰涛。四十年前，他初中毕业，当了火车司机。中国改革开放后，23岁的他顺利进入被称为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当年文科和外语最高的招生年限，进而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他在纽约定居后，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获得了律师执照，并成为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我感谢这个时代，感谢改革开放给我这一代人带来的机遇，感谢中美建交后给我的事业和生活带来的机遇！孙兰涛说。
■华侨新闻记者崔国桢
在纽约做外交官时孙澜涛前去探望基辛格。
1991年时孙澜涛重访自己曾工作过的火车头。
去年10月孙澜涛受邀出席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
孙澜涛和太太张进、儿子小虎在一起。(图均孙澜涛提供)
火车司机
我出生在黑龙江。1975年中学毕业，18岁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树机务段当火车司机。当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要烧开水，靠烧煤变成蒸汽，火车才能行驶。
机车里有三个人:司机、副司机和我。我是司炉，一路要往锅炉里铲煤。真的是很重的体力活。当时一列十几节车厢的火车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沿途铲进锅炉的煤多达2吨。因为年纪小，负责上坡烧，副驾驶大了就下坡烧。火车爬山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候。我得扔一把大铁锹把煤送到锅炉里，这样火车才有足够的动力爬山，一锹煤重10斤。
【/h/】刚进机务段的时候，叫我排骨。但是，扔掉大铲子几年后，再加上我们当时当火车司机时的美食，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坚强的男孩。
努力学习英语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那时候英语开始在电台教，我开始和一群有志青年一起学习。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当时家里那么穷，但是为了让我学好英语，父亲花了105块钱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收音机。
当时我们静静地听着美国之音播放的900句英语，课本都是手抄的。当火车司机的时候，我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跑，两地之间有个斜坡。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前进。课间大家都去吃瓜子聊天，打扑克或者买菜，我不聊天不打扑克，花时间学英语。当时VOA一周教10句，正好空姐公寓有个小黑板，我就拿粉笔复习这10句，练习换词。
当时我还在广播大学上英语课。我利用在斜坡上休息的机会，帮老师买了一个当地的新鲜大豆角。上课的时候带着，但是没有送礼物。我把老师给的钱都拿走了，就是为了多学点英语。
考上北外
【/h/】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但那一年我没有参加，因为我是自愿的。1978年，我们两个一起听了900句的伙伴考上了北外，但兄弟俩一直以为我没考上铁路。
【/h/】1980年北外终于拿到黑龙江学生名额的时候，他们赶紧通知我，让我抓紧时间学习。当时他们劝我不要复习英语。你的英语是应届毕业生中最好的。专心把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搞好就行了。为了我，两兄弟还去找了一个北外的老师，负责招生，告诉他们，如果打开书看到一个孙兰涛，一定要招他，不然他就没有机会了。
初中毕业，根本没上过高中。那时候白天工作完了，晚上坐在家里的厨房里，开灯学习高中课本。后来考了北外，412分，黑龙江文科和外语最高分。我23岁，这是申请文科和外语的最高年限。
获得双学士学位
【/h/】第一次和师傅一起走进机车的时候，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会这样。但是五年后，我变成了一个从劳动力直接进入高考的大学生。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先主修英美文学和美国社会文化，印象最深的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上电影欣赏课，电影结尾放了英文字幕，同学们就起身准备离开。许国璋用棍子戳地说:“我告诉你的同学，一部电影的最后字幕是最值得一看的！走之前坐下看字幕！
【/h/】即将进入大三的时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立群主张，对外宣传干部要专业化，要经过专门培训，做到中英文都能写、能拍、能打，并提出要进行双学士教育，以迅速满足外交战线对专业宣传干部的迫切需求。然后国际文化交流班只在北外，上外，北大，暨南大学设，每班20人，我又被录取了。我记得1983年邓立群在中南海见过我们。我代表北外发言，央视也采访了我，播出了。当时在哈尔滨家里的父亲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别提我有多开心了。
我在北外待了六年，先后获得了两个学士学位。我当年是难得的双学士英语人才。
去费城举办兵马俑展
【/h/】1986年大学毕业后，在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欧洲办公室工作，负责政府间的对外交流。
1987年，中国兵马俑和埋葬艺术展览在费城举行，我第一次带代表团去美国。当时展览举办了两个多月，展出了200多件展品，非常轰动。
前陕西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奇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老赵也在。一天，当我们三个人在街上散步时，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停下来。司机对我们说，我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欢迎来到费城。
【/h/】记得当时门票卖的很好，很多人都是从周边和其他城市过来看的。我们在费城的三个月里，很多人试图找一个和博物馆有关系的人请我们吃饭，那些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件非常古老的中国文物。
那时候，我们每个周末都排满了。当地家庭邀请我们吃饭。晚饭后，我们回家，问我们看我们的收藏是真是假。回顾那次展览，它相当成功，反响非常热烈。
爱上张进
【/h/】我从费城回来后的一天，我的一个副主任问我有没有人要见。我说没有，于是他就着手把他老婆石油研究所的一个姑娘介绍给我，说她是张恨水的孙女。
【/h/】第二天，导演带来了张进的照片。看到挺好看的，就动心了。当时文化部周末总是有电影，导演就安排我们看电影。记得电影名字叫《狼嚎》，但是张来晚了，电影结束我才看到她。看完电影，我们去吃饭。因为晚上有托福课要教，所以匆匆离开了。走之前，我问她要不要去上课。张进说好，然后开始听我的课，于是我们谈了恋爱。
【/h/】后来去了希腊，梵蒂冈等国家。那时，张进已经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了。我的费城之旅教会了我浪漫。每次出国都给张进买了明信片贴了邮票。1988年9月2日，我和张进正式登记结婚。
在纽约当外交官
1989年5月，我被派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文化处。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片混乱，我在纽约中国领事馆落地后就开始被骂。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共产党真他妈操！我回答:共产党不搞，但是共产党里面有他妈的人。这个你同意吗？对方听了，语气软化了，说:“哦，你小子说的还是老样子。“我说:我们可以再交流。为此总领事也表扬了我，说我在交际方面有交际能力。
当时中国领事馆的条件也很艰苦。1989年，没有人敢庆祝中国的国庆节。只有唐人街的英国大使馆提出长期庆祝中国。地点是英宫餐厅。那天餐馆外面有许多示威者。应星九说我是来庆祝中国国庆的。所有的领事都是我的客人。我控制不了门。有警察，但是谁敢站在这里喊口号给我滚！
我在纽约当了四年外交官，我和这个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没想到纽约会成为我一生努力的地方，致力于中美友谊。
作为里根的律师助理
我于1994年年中回到纽约，那时我的妻子张进已经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我在唐人街的一家移民服务机构帮忙，工资是每小时5元。后来做了一年律师，月薪1000。
1995年，里根律师登广告招聘美籍华人助理时，我去应聘了。当时他问我有没有经验。我老老实实的说，我之前是为律师工作的。里根说你以后要和我一起工作，我给你年薪两万九，有医保。当时我老婆年薪才三万多。这个报价挺好的，我就开始了。我觉得你就是这种感觉！里根几年前退休的时候，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工作到你退休吗？我只想报答你。95年，你录取我，我连学校都没上，你给了我2.9万的工资。里根当时哭了，说你的价值是在罗斯林发展律师事务所。的确，我来应聘的时候，罗斯瑞根还没有律师事务所。我拿到之后，里根给他的老师罗斯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吧。中国市场有孙兰涛。就这样，罗斯柴尔德律师事务所诞生于1998年。
【/h/】当时我提出了律师事务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认真向他们解释，这句话不是开玩笑，而是责任和承诺。之后广告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确实效果不错。我认为中国为外国服务是成功的。
赵岩案
赵岩案发生在2004年。当时，来自天津的赵岩在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时被美国边防警察暴打逮捕。记得那天晚上，教练把赵燕拉回来后，她的朋友来找我说，孙兰涛，你该为人民服务了。
很快媒体就报道了这件事，领事馆也知道了。第二天，当时的大使李肇星在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进行例行对话时，也谈到了这件事，说我们的一名游客被无辜殴打。在一个人权国家怎么会这样？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肯定的解释。后来美国政府起诉边防警察，该男子失业。后来他恢复了工作，因为最后被判无罪，但是一个无辜的人并不代表他没有责任！
【/h/】赵岩案持续了13年。我直接负责与布法罗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密切合作，最终使受害者得到了应有的赔偿，开创了中国受害者起诉美国政府侵权并胜诉的案例，让受害者等待联邦法官和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向他们真诚道歉的历史时刻。
正在攻读法律博士学位
我一直很忙，直到2001年我想起我应该去上法学院。当时张进也催我参加。我去了纽约杜鲁大学法学院，然后去了一所夜校。当时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每天带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学习，法律知识更有针对性。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赵岩案，是国家赔偿。当时我也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赔偿，以赵岩案为轴心，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两国进行了分析比较。毕业的时候在模拟法庭为一个杀人犯辩护，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记得当时，我巧妙地辩解道:除非我的当事人是蜘蛛侠，否则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空到事故现场，否则，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一点，你将取消指控！我的答辩赢得了掌声，得了A级。
真的很难回忆起当法学博士的日子。当时张进开始学医，儿子才几岁。后来经过不懈努力，2010年拿到了律师执照，实现了多年的梦想。从第二年开始，我成为了罗斯利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让我的人生又一次完美的飞跃
致力于中美交流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被邀请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每年定期向留学生和领事官员讲解美国的法律法规。此外，我还担任过美国律师协会美国东分会会长，以及许多中资机构和协会的法律顾问。从去年1月开始，我应邀回国执教中国法官，积极推动中美司法交流。
【/h/】近几年来，我三次受邀作为美国司法界代表:2009年，应邀出席中国60周年庆典；2015年，应邀参加中国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2019年10月，我荣幸地三次登上天安门观景台，出席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仪式。
40年来，我和妻子都有着成功的事业，我们的儿子小虎也很优秀。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环境生物学。然而，目前美中之间的摩擦和不友好是非常可悲的。在这方面，我仍然相信人民的力量，希望我来美国30多年后，能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中美友谊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我个人的发展也得益于此。所以作为一个民谣，应该多唱一些友善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