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资讯）陈晓平：从“丁龙”看士绅如何遮蔽庶民

本篇文章4392字，读完约11分钟

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学部的华侨狄龙，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和籍贯，是士绅包庇老百姓的结果。本文引用新发现的史料，重新探讨了龙院长的籍贯，考察了士绅群体在保护平民方面的高度默契。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有意识地筛选，让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进入历史，而普通人的历史则被遗忘。拯救平民的历史可能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新使命。 隆院长，卡彭蒂埃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龙院长是广府人 从1958年开始，蒋介石的对外宣传领袖董先光就指定龙迪恩为丁龙，但这不是他真正的中文名；被蒋介石赏识的学者钱穆，更进一步编造了丁龙的假籍贯，给寻找丁龙家乡的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们把真正的龙院长改造成一个象征性的丁龙，为他们的特定目标服务。 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汉学家，生于中国。年轻时，他回到美国上大学。他去法国为中国工人服务。自1925年以来，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学位。1931年，富鲁特发表《中国的美国研究》，明确指出龙院长来自匡东。富尔特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政治》英文期刊上。钱穆今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钱一生经常声称要努力学习英语，但直到1961年他编造了有关山东人龙迪恩的虚假信息，才读到这篇文章。 龙院长是广东人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下有一所伯纳德女子学院，后来完全并入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女子学院院长库普林·a·普林顿是卡彭迪埃晚年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经常去他家做客。在Plimpton的努力下，Carpentier向女子学院捐赠了近50万美元，大大超过了他向迪安·隆基金捐赠的20万美元。央视新闻调查专栏主任李冰近日前往美国调查龙迪恩的历史遗迹，在奥克兰图书馆发现普林顿本人的文字记述，证实龙迪恩不仅来自广东，还来自广州府。 普林顿的叙述(李冰摄) 根据梁家彬的著作《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的斜面；或者卡姆顿。在法国和瑞士，“州”一词是指省和州的下级行政区政府所在地。明清时期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人所指的广州府城与广州，即由新城和老城组成的城市，以及城外的南关、西关、河南。这是狭义上的坎顿，使用频率最高。广州涪城也是广东省会，所以近代各种中英文旅游名录往往直接将广州对应到省会。 1880年，定居广州24年的姬伯医院院长贾约翰，精心撰写了一本供外国人游览广州府城的书，书名为《广州指南》，内容涵盖西关、老城、新城、南关、河南(含芳村)。1904年，约翰·贾去世，于是该书被另一家外国银行修订，更名为《广州市郊指南》，其中包括东郊和北郊，但显然把这两个人烟稀少的地区视为郊区。换句话说，广州所指的只是今天广州荔湾区、越秀区、海珠区的核心部分。辛亥革命后，政府体制被废除，1918年广州市公署成立。之后的广州一般指广州市区及其周边地区。 1920年广州地图 明清时期，少数欧洲人用广东指广东省，这是他们地理知识的局限造成的误解，就像他们也用宁波指江南一样。在清中叶以来的英国文学中，广东是用广东(或称关东)来表示的，而广东则非常明确地指广州府城。《南京条约》的中英文版本表明，在最严肃的国际条约设定中，广州等同于广州府城(广东省会)。广东一些主张粤语音译的人，犯了看文发音的错误。按照他们的理解，如果《南京条约》开放广州，不就成了整个广东省了吗？这个推论当然很荒谬。 中英版《南京条约》 广义的广府略等于广府，经常包括肇庆地区的一些县。清末广州府领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宝安)、三水、增城、龙门、象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泰山)、花县等14县。今天这14个县分别属于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江门、清远，从这个广义的广东衍生出粤语，指母语为粤语的人，简称广府人；一些香港人把粤语翻译成粤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广东省有大量的客家人和潮州人。这个翻译是对其他民族的不尊重。 作者深知，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渴望找到龙院长的中文名和家乡，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原因，他目前无法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根据上面普林顿的记载，龙院长肯定是广府人，但他来自哪个县还不确定。 作者曾经从多个角度猜测过龙院长的中文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近，他意识到这条路很难走。隆院长的名字和籍贯难找，是当时士绅集团造成的，不是我们努力不够。 隆院长与卡彭蒂埃的密切关系 隆院长和卡彭迪埃关系密切。1901年捐款后不久，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彭蒂埃坚持让隆院长和他一起坐在豪华舱里，其他旅行者成群结队地抗议，要求把中国人赶到仆人舱。将军拒绝与龙院长分开，声称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国的秘书。抱怨平息了，然后船上的每个人都对卡彭蒂埃的仆人表示敬畏。(《詹姆斯敦周报》，1901年8月29日) 卡彭蒂埃肖像 龙院长最早出现在1900年的美国报纸上。由于美国的朋友谭·在1900年7月22日找到了《布鲁克林日报》，作者得以在捐款前看到隆院长在纽约的活动。纽约附近的萨拉托加温泉(纽约州)是当时著名的度假胜地，萨拉托加县是卡彭迪埃的故乡。今年夏天，红男绿女聚集在大联合酒店和美国酒店参加舞会；一系列的马球和高尔夫比赛即将举行。据该报报道，以下纽约名人入住美国酒店:H.W. Carpentier、c.b .克罗克夫人、管家、隆院长等。这是隆院长参与纽约上流社会活动的唯一报道，也是这次大型社会活动中唯一的华人。卡彭迪埃只带着管家和隆院长参加这个盛大的场合，可见隆院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不屑其他上流人物的看法。这份报告证实了他们的密切关系。 卡彭迪埃和迪安·隆住在美国饭店 Carpentier作为房地产大亨、前奥克兰市市长、前加州民兵少将，能与中国工人迪恩·隆(dean lung)共住一等一的高级酒店，证明他在晚年形成了一定的平等精神。他一生名声不一，早年巧妙运用攫取财富的手段，但晚年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动物保护，至今仍难能可贵。 为什么找不到龙院长的中文名？ 隆院长出身底层。1905年回到广州和香港时，他还有一点积蓄。他还是一个被士绅阶层忽视的小人物。多年来，笔者在广东和香港浏览清末的中英文报刊，均未发现这两个地方有任何与龙迪恩有关的报道。1901年7月18日，也就是卡彭迪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一个月后，香港《汉字日报》刊登了一篇翻译文章说:美国哥伦比亚的一所学院，从一个富人那里收到了2万英镑的英国黄金。这笔钱是专门用来训练印度人学习汉语和书写的。据说有了中文和文字以后对美国商业大有裨益，所以专门拨专款培养人才。可见富人讲究商业，不知道为什么要专门给印度人拨款。可以看出，这个翻译是在报道龙院长的讲座，但是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报告的内容有很多错误。比如纽约的哥伦比亚学院被认为是哥伦比亚的学院，说明译者极其粗心。 香港汉字日报，1901年7月18日 在收到捐款后，哥大曾计划聘请美国公使吴为首任隆院长讲座教授，消息不断见诸报端。当时清廷已委派接任公使赴美，吴正准备捆好行李，但应也在百忙之中注意到了报告；这一时期的驻纽约领事钟宝熙是一个像吴一样的广东人。但就笔者查阅的《中美关系史料》和《中美交往笔记集》而言，并没有两位外交官留下的文字记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丁龙的故事是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董先光最先创造的，而把使馆多年积累的档案当作垃圾处理的正是他。他说:在19街的旧图书馆里，我在旧报纸里发现了一堆堆旧文件夹，没人管。所以我动员了一些图书馆员额外处理和整理垃圾。他们真的穿工作服，手动工作。这些旧纸堆里都是脏东西，很多都被蛀虫咬了。经过几天的工作，几车垃圾和废纸被卡车运走，只有几封吴历任大使留下的信件和文件被作为历史纪念品收藏在美术馆。(《董先光自传》，《新生报》，1973年，第216页)驻外使馆的旧文书，除了大使的书信外，往往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侨务信息。没有仔细鉴别，就当做垃圾废纸处理，损失很大。在吴、、任驻美大使期间，使馆可能会留下与龙院长有关的信息，由于董先光的粗暴处理，这些信息将永远丢失。 1901年夏，北洋大臣选派北洋大学毕业生8人赴美留学，其中广东东莞人严(严)进入哥大攻读法律，1905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是在德隆讲座开始的时候，德隆本人就住在纽约。1903年，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进入了伯纳女子学院，该学院紧挨着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于190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04年，在广东省政府派出的留学生中，沈廷青、温、谢、林宝恒、陈廷瑞、罗德全等6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岭南学生圈》1904年第1卷第8期)那么多留学生肯定会听到看到关于龙院长演讲的那几句话。 康有为最喜欢的学生陈焕章是广东省的一名高级官员。1904年考中进士，1907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篇序言是由隆院长的讲座教授夏德撰写的。显而易见，陈焕章与夏德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肯定会听到来自夏德的对隆院长的简短介绍。回国后，陈焕章倡导建立孔教，致力于推广孔子的思想和理论，并撰写了许多书籍和演讲，但他从未提及龙院长。 陈焕章 据统计，清末民国时期，哥伦比亚大学招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在美国所有大学中排名第一，由此诞生了无数名人。在华留学的多哥留学生中，至少有9人曾与德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未能形成德隆一生的记录。原因是什么？ 士绅躲避平民的庇护所 狄龙的中文名和籍贯的消失，是士绅阶层对平民的排斥和庇护造成的。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阶级并没有完全固化，但是老百姓被士绅所排斥、忽视、忽视，这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的；至于庶民通过自我斗争而存在于士绅之中，即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一定的向上流动，这并不能改变庶民普遍被排斥的事实。 隆院长被清驻美外交官和中国留学生忽视，是几千年形成的士绅意识造成的。留学生不用说也自认为是士绅阶层的成员，大部分都有尊称。陈焕章甚至考上了进士。他们不愿意屈尊去关注一个被中美精英鄙视的中国工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历史学家比较注重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书写，但质量是另一回事，至少他们有关心下层阶级的意识。近几十年来，历史写作普遍回归士绅本位，题材多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社会史研究只注重结构不注重人。另一方面，作者即使想写普通人物，也会遇到不饭煮的问题，因为掌握了历史话语权的士绅们，早已按照自己的思想标准无情地筛选史料，董先光清理美国大使馆档案就是突出的例子之一。隆院长的名字和籍贯消失的原因在于士绅阶层垄断了写作能力和资格，使受歧视的中国工人难以进入写作。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指出，历史不仅是记忆的竞争，也是遗忘的竞争。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给所有被遗忘和失去声音的人一个声音，探索在竞争中获胜的现有历史叙事是如何形成的。拯救被遗忘的平民历史，可能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