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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石头
与密歇根大学鲍华石教授对话
本报记者王毅
很多人都有一个所谓的常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不同的。
但著名汉学家、艺术史学家鲍华石并不认同某些标榜为先进的概念并非西方文化独有。细究西方思想火种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启蒙的种子也有中国的分量。
经过多年对中国美术史和比较文化的研究，鲍华士跳出了中西文明对立的怪圈，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误读:我想做的是从客观历史出发，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
清华校园里最好的时光通常是在五月左右，那时春天生机勃勃，植被茂盛。往年5月初，鲍华时在清华大学开始了一系列讲座。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卢回忆说:这个时候在花园里举办这样一场思想盛宴，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这也代表了很多清华学生的观点。除了坐在地板上的观众，还有很多学生站在教室外面听。这就是鲍华士演讲不变的场景。这一年，这个场景延伸到了网上，他的网上阅读俱乐部很受欢迎，有很多提问者。
鲍华士喜欢穿马甲，挺绅士的。他的中文清晰流畅，听起来一点也不像美国人在讲课。鲍华士通晓中西古代文献，并作出独立的判断和解释。他的讲座不仅是思想的盛宴，也是视野的盛宴。他展示的丰富的图片和艺术品给生活带来了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想法。
包子岳是鲍华时演讲的开场白。他幽默地称自己为包子，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987年以来，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约瑟夫&米德多；列文森奖授予在中国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美国出版物，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设立了列文森奖。列文森奖在国际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鲍华士两次获此殊荣，在汉学家中实属罕见。他的《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表现》一书研究了汉代文官制度与视觉艺术的互动关系。《中国古典的装饰、社会和自我》探讨了文官制度理论的起源以及中国人是如何从礼仪制度发展到法律制度的。新出版的《西方与东方:前工业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野》从中西不同的历史视角探讨了英国民众对中国公务员制度理论的理解和反应。
通过这三本书，鲍华士试图纠正一个古老的偏见:东西方、欧洲、亚洲，他们无法走到一起。他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齐头并进的，各有千秋；他们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相追逐，互相学习。如果我们把与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化视为& lsquo另一种，就是心胸狭窄，为监狱作画。
清华大学教授刘东认为，鲍华士一直在捍卫中国人民。刘东还继续解释说，他只是在维护和平的前提下，试图客观地为他的研究对象说一句公道话，但这句公道话是如此生动和持久，非常珍贵。
作为美国汉学家，他可以跳出& lsquo当局反思在美国学习中国学的前提下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鲁这样评价他。
鲍华士直言:在中国感觉很舒服，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美食美酒，每天都在享受中国茶。他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园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我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石头。
种下了关注中国的种子
解放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
鲍华士:我出生在美国的一个贫困家庭。家里的书不多，也有一些和基督教有关的，包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 middot阿奎那选集。当时我觉得这两位哲学家虽然很聪明，很有深度，但是他们的道德体系有点绝对。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相信某种教条，即使他的行为稍有不完美，他也会犯罪，每个人都应该全心全意地服从。
几年后，美国开始经历中国热，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包括哲学和诗歌的翻译，随处可见。15岁的时候买了一本《庄子》译本。相比之下，我觉得他的思想很开放，观点也很合理。没有人能达到完美的状态，也没有上帝能判断人的行为是否完美。每个人都需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那以后，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解放周末:当时的中国热对美国人的思维有什么影响？
鲍华士:从19世纪开始，西方知识分子就主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让我们得到一个理性和平的社会。但很显然，世界大战让大家意识到，情况可能并非如此。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热乃至亚洲热的到来，西方年轻人开始对东方思想，尤其是作家、画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感兴趣，关于亚洲思想和文化的书籍开始流行，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解放周末:当时你决定选择中国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鲍华士:当时的读书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关注中国历史的种子。然后高中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劝我:虽然你是在平民区长大的，但是一定要上大学。上大学后，他还鼓励我主修历史。之后我去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负责艺术史系的教授问我想去欧洲还是亚洲读艺术史，我说亚洲。他又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说中文。然后他说，那你一定要学中文。所以，我在读研第一年就开始学中文。学完之后觉得语言很有逻辑，然后开始研究中国美术史。
解放周末:为什么自称包子？
鲍华士: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老师讲课经常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学生放松。所以我叫自己包子，同学们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更愿意参与课堂讨论。使用这个标题的另一个意图是，我在讲课中主要使用原始材料，幻灯片中充满了古代的原始文献，或者是哲学家著作的摘录，或者是稀疏字母的段落，或者是图片。包子解释了我自己对这些文字的分析。
解放周末:中国文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鲍华士:如果说中国文化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恐怕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middot斯蒂格利茨也提到过。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宝贵而有效的习惯，就是抛弃教条，注重实际政策。换句话说，自古以来，中国很多思想家和作家都认为做事要实事求是。这是他40年来学习中国文化学到的东西，我很赞同。
解放周末: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哪些思想对当今世界仍有意义？
鲍华士:我总结了几点。
首先，这是名副其实的真理。比如官职被视为合同而非个人特权，职能是临时性的，取决于官员能否履行义务。在古代，所谓天命也是如此。天命是暂时的，国王实行仁政，就有执政的权力。这些基本概念与欧洲传统的世袭特权大相径庭。
【/h/】以上原因更深层次的前提是权力取决于事实。如果一个官员的行为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他将被视为失职而被撤职。怎么判断他越权了？实事求是。到现在，美国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行政权被想象成一种特权，所以即使警察超越了他的管辖范围，也不算犯罪。
其次，政治标准是赢得民心。孟子说:取人之道:取人之心，取人之利；有一句话让你心动:如果你想和它在一起，不要做你想做的，你会做你想做的。这句话包含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有世俗的道德体系。既然宇宙之外没有主宰，我们人类就必须肩负起建立道德体系的责任。宋代思想家推断，政府的责任也是促进生活，尤其是人民生活。那么，如果行政权力是自私的，那肯定是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存能力，是违背天地之心的。从这个道理出发，他们得到的是公与私的区别，但是当工作超编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为民，而当工作超编的时候，他们只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唯一的方法是促进更开放的愿景
解放周末:你是美国汉学家，但当你研究中国文化时，你可以跳出当局者迷的怪圈。你是怎么做到的？
鲍华士:我是冷战时期的研究生。当时，汉学家的任务是把中国历史上的先进发展贬低为孔孟文化的僵化落后。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合理。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也建议我们用平衡的标准来评价古人的成就，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比如当时研究欧洲艺术史的学者就主张，法国画家库尔贝用大比例的画面描绘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北宋画家唐力的《艾灸图》应该算是一件大事吧？看完柳宗元的《封建主义》，我问自己，欧洲历史学家是如何评价伏尔泰批判欧洲封建主义的？那么我们就要用同样的方式评价柳宗元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千万不要双重标准。一旦历史学家接受了平等的标准，许多事情就变得清晰多了。
另外，历史变迁(新现象、术语、社会实践等。)不应该想当然，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就应该这么做。在历史文化的演变中，没有什么是完全偶然的。
【/h/】比如中国皇帝的圣旨写道:法害人，法暴。欧美汉学家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但其实是革命性的。首先，诏令承认官方命令有时是非法的，不是绝对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欧洲国家完全不同。在欧洲，君主不会因为君主的神权而犯错(中世纪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第二，圣旨确立了比皇帝更高的标准，即一切伤害人民的法律都是暴政。一个国家要开始实行分权制衡，首先要确立这两个原则。19世纪以前，欧洲国家没有确立这一原则，也没有实行分权制衡。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没有把圣旨的内容想当然。
解放周末:所以，正如刘东教授所说，你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上，捍卫中国人民。
鲍华士:刘东教授的肯定让我很开心，对我来说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捍卫中国人民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只是为了阐明人类历史演变的根本趋势。我觉得，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历史研究。历史上最发达的文明大概是欧洲和中国，比较一下比较好。但是对比必须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否则研究结果就不可靠。
很遗憾，我发现很多汉学家倾向于用双重标准来比较。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保证无论实际历史情况如何，西方永远是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这种情况类似于法官进行审判。如果有的法官有种族歧视，对某些肤色的人是不公平的。如果其他法官能够心平气和地审查证据，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辩诉交易，但实际上，他只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作出判断。
解放周末:与现实生活中所谓的先见之明相比，历史研究者往往有后见之明，即知道历史的终结，进而推断历史进程。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摆脱当代视角带来的历史误读？
鲍华士:我自己也有不少误解。当然，我不能只批评前人的成就。
每一代学者都需要重新思考流传至今的宏大叙事。如果叙事的内在逻辑倾向于解释为什么一方比另一方好，或者为什么一方伟大，那么我们都应该怀疑。第二，不能站在现在的立场回望古代。比如要评价宋朝的新发展，我们的定位应该是宋朝之前的时代，不应该用当代的标准来评价古人的价值。第三，要注意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完善的制度。冷战时期，汉学家往往认为，中国古代的制度如果不完善，就根本没有价值。当然是故意的。研究欧洲的当代历史学家不会接受这样严格的标准。相反，对他们来说，任何微小的进步都是巨大的成就。这是双重标准的另一个问题。
解放周末:有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各方面存在很多认知差异，因为他们是两个基本上异质的文明。难道只有划分不同的文明，找到统一的历史尺度，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吗？
鲍华士:虽然汉学家比以前客观多了，但至今仍有海外汉学家歪曲中国历史的材料，鼓吹西方的伟大。
【/h/】关于认知差异的问题，我一直强调，一般来说，所谓的西方特色在中国历史上是可以找到的，所谓的中国特色在西方文明中也是可以找到的。究其原因，至少4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复杂。虽然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一些认知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本质上的，只是文化资源和一些历史趋势或习惯。文化资源原则上是可以交流、学习和利用的，但到目前为止，一些趋势仍然存在。
现在，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中国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威胁欧美统治者的自我价值。但是，民族主义无法回应民族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倡更开放的视野，鼓励理性的知识分子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
文化交流应该是历史演变的常态
解放周末:你从艺术史进入中国政治思想研究。艺术史的学术背景对你的历史研究有什么帮助？
鲍华士:艺术品本身就是原始资料。为了创作艺术品，有些人会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而另一些人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和劳动。所以，文物的存在不能是偶然的。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任何文物入手来研究社会史。为什么当时有人愿意承担这么大的负担？他有什么好的？从艺术品本身的制作和造型来看，能否推断出他有什么期待？
我举个例子。在宋代的诗歌中，麻雀往往被视为普通人的隐喻。在很多宋代的图片中，我们也看到了麻雀患冬寒，一些麻雀明显在鸣叫，说明普通人在抱怨或者抗议。宋朝的邓文鼓院是一个正常的民意反馈渠道，而宋朝的图片验证了民意反馈的存在，告诉我们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是一个公共问题，可以用诗歌或艺术来表达。在当时的欧洲或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方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反馈民意，这与历史事实有关。
解放周末:在你的作品或演讲中，使用了大量的视觉材料，如欧洲人像、版画、印刷小册子、中国园林、山水画、石雕、扇面等。视觉艺术的普遍特征如何体现当时的社会认知？
鲍华士:古今中外，文学题材的发展通常比视觉艺术要快。杜甫早就用诗来表现朱门酒肉臭，道路冻死骨的残酷场面。只有到了宋代才能看到相关的绘画题材。原因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一般需要普及才能表现为图片。因此，图片可以证明某些问题或政治概念何时会流行。
比如在英国，我们一直把财富和身份，身份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贵族是有钱人，地位高的人，所以也是最有资格治理国家的人。如果当时的画家需要表明某人有政治权力，他只需要画出他高贵的脸。欧洲国家也是如此。所以19世纪以前，贵族画像是最常见的绘画题材。
然而，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墨子、管子、韩非子等。)很早就意识到，行使政治权力与财富或身份无关。在中国的文官制度理论中，政权是处于官职的职能，与官员的财富或身份无关。虽然中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行使夹杂着贵族身份(这种想法可以在敦煌壁画中得到验证)，但到了宋代，我们在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就连皇帝的画像也一点都不华丽。从宗申皇帝的画像可以看出，他的衣服是单色的，没有锦缎装饰；他所谓的王座，就是一把普通的没有雕刻的木椅；他没有戴王冠，而是戴着官帽。到了宋朝，我们发现做官的权力不是来自皇帝，而是来自天下。同样，描绘丙吉求牛的宋代图画，把丙吉丞相的衣着、体态、仪态描绘得和普通人一样普通。如果宋人缺乏理解抽象功能概念的认知能力，这些艺术品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在英国历史上，直到18世纪，画家才开始区分政治权力和身份。
【/h/】所以，我相信艺术的制作过程、造型、内容都不是偶然的。艺术作品离不开一定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实践。
解放周末:不仅艺术作品可以表达思想，建筑和园林也是思想的表达。以宋代园林为例，你认为它们体现了哪些自然概念？
鲍华士:风景园林和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h/】古今中外，宇宙论上只有两种可能，一元论和二元论。后者的第二个要素一般是指上帝，因此，二元论的假设是宇宙之外有上帝。在中国，庄子很早以前就说过，即使有上帝，我们也不能和它沟通，那不等于没有上帝吗？因此，中国哲学家一直把一元论作为宇宙概念的基本前提。在一元论的宇宙中，没有上帝，也没有绝对真实的观点。每个人的观点都有价值。白居易可以说是自然园林的开创者之一，他写得很清楚(引用《左传》):一人一心，万众一心。心显然是意见的意思。中国园林反映了人类的自然状态。
解放周末:你想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园林和中国文化的现状。
鲍华士:我觉得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方文化。虽然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有一些差异，但不是本质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演进中，文化交流应该是常态。
【/h/】比如中国园林不是几何，所以不规则；不规则的花园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景观和视野。在欧洲，贵族统治开始瓦解后，不规则的景观设计逐渐取代了几何结构。到了18世纪，英国人逐渐掌握了平等原则，最后利用中国的很多概念和术语形成了平均主义。当然，中国人也从欧洲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鲍华士
汉学家、艺术史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与文化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专攻中国艺术史和比较文化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政治表达》(1993年获列文森奖)、《中国古典的图案与人物:装饰、社会与自我》(2008年获列文森奖)、《东方在西方:前工业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野》等。
